文艺批评 | 蔡翔：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动力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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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当代文学参与塑造了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乃至观念形态，近些年来，在众多老师的努力下，当代文学的研究朝着学科化方向不断发展，学科性问题的提出、学科化的发展，使当代文学的研究更加严谨与精细。蔡翔老师认为，学科化的努力使学术开始成为一种职业，一种良好的职业习惯可以改变浮夸之气，学术研究有时候正是需要这种“工匠”精神，而离开学科化有时会使“问题性学术”流于空疏。但是，过度的学科化却导致了文胜于质的趋势和几近呆板的学科秩序。因此，在当前的学术体制内，我们仍然要寻找反学科的动力以及继续引入问题性学术的视野，最终达到对真理的持续追寻。当代文学是“活着”的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既要扎根学科内部，又要引入外部世界的光，而这正是当代文学源源不断的学科动力。
本文原刊于《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转载自“开放时代杂志”公众号，特此感谢！
蔡翔
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动力来自哪里
这些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化，在许多老师的推动下，获得了很大发展。简要地说，当代文学的学科化努力，使得我们的研究，开始摆脱以往那种过于率性、过于随意、过于表面的言谈，而变得更加严谨、更加理性，谨慎地处理各种材料，并向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在研究的过程中，种种学科性问题也逐渐形成，并进入研究的过程之中。学科化的发展，有赖于学科性问题的提出并形成，因此，学科性问题永远都是重要的。这些学科性问题不仅使得学科化成为可能，同时也开辟了不同的学术研究领域，所谓的精细化，往往和这些学科性问题密切相关。同时，它也使学术研究因为精细而要求学科内部的分工与合作。这些年，当代文学学科化最重要的成果，可能就是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崛起。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许多史料陆续被发掘。所谓当代文学的陌生化，正是依赖这些被重新发现的史料，才有可能逐渐形成。而在这一陌生化的过程中，改变，有些甚至颠覆了我们对当代文学许多既有的印象。同时，经过这一学科化的努力，也开始初步形成我们自己的知识论和方法论，所谓有理有据，正在成为一种共同的言说风格。当然，这一学科化的努力，也使得学术开始成为一种职业，我想，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地不妥。一种良好的职业习惯可以改变我们的浮夸之气，学术研究有时候是需要一种“工匠”精神的。因此，离开学科化，有时候，所谓“问题性学术”反而会流于空疏。
《革命/叙述》，蔡翔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
《革命/叙述》，蔡翔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4
当然，反过来也一样，离开问题性学术的介入，学科化，尤其是过度的学科化，也会带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当分工越来越细致，某种整体性的视野可能也会逐渐丧失；职业习惯的养成，依赖于某种“工匠”精神，但是，对技术的过度推崇，则往往意味着技术背后的动力的丧失。学科化，一方面是精耕细作的学术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则是更多的人力投入，因此它往往会造成学科的“内卷化”倾向。学科的内卷化，形成的结果，是叠床架屋，而不是学科的创新，扼杀的，是思想的创造力，以及探索的冲动。因为学科化，而会形成许多成规，这些成规，包括方法，极端者，则会形成所谓的“家法”。许多学者，以挑战学科的成规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可是当他们逐渐被学界所承认，并成为自己所在学科的“立法者”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制定所谓的学科成规。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知道的是，这几乎是一种必然趋势，一种学科化的必然趋势。因此，学科化的极端发展，所导致的，大致就是一种文胜于质的趋势，是几近呆板的学科秩序。
而更令人忧虑的是，在当下的学术体制内，学科化很容易被体制所吸纳，并进一步被异化。这时候，学术不仅仅是职业，更会成为一门“生意”，学者成为商人，追求丰厚的利润回报。又有谁能始终抵挡这一丰厚的利润回报呢？
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学科过于成熟，过于学科化之后，一定是逐渐衰弱，当蓬勃的创造性逐渐退去，留下的，有可能是满地的平庸。我想，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学科化。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蔡翔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1
因此，在我们强调学科化的同时，可能还要强调并寻找一种反学科的动力；在我们强调学科性问题的同时，可能还要继续引入问题性学术的视野，而这一视野，曾经是我们，也即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特点。
文学乃是一种追寻并呈现真理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研究实际上很难被所谓学科化完全驯服，中国当代文学尤其如此。当然，什么是真理，很难说清，言人人殊，但正是关于何谓真理的辩论，恰恰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们用力之处，可能就在于，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言说被认为是真理，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真理又遭遇到了挑战甚至颠覆。对真理的永无止境的质疑和追寻，才是我们工作的真正意义。
当代文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和历史，和社会，和我们的存在，宿命般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当代文学不可能完全从属于僵化的大学体制，这是它的特点。它一直在发展，文本始终处于一种相对不稳定的状态，并由此被不断激活，意义被源源不绝地生产出来。实际上，我并不是特别同意匆忙地给中国当代文学划定下限。这对学科也未必见得有利。让当代文学始终对我们存在的当下语境开放，让新的思想和艺术经验不断地涌入，又有什么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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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子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
《中国当代文学史》
王庆生 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
吴秀明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若干版本
当代文学是一门活着的艺术，这就是我们学科的根本特点，我们需要的，是尊重这一特点，而不是匆忙地把它变成一门死的学问。当我说，中国当代文学是一种活着的艺术的时候，那是因为，“当代”一直活着。
因为“当代”一直活着，我们就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脱离我们始终鲜活的经验和感性，更无法脱离缠绕着我们的各种问题。如何面对并解释这些问题，才构成我们工作的目的。否则，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当代文学？而在这些众多的问题之中，我们始终追问的，是我们的“当代”，我们的共和国，从哪里来，又可能到哪里去？所谓古今中西之变，正是构成“当代”，构成这七十年的全部发展。而当代的特点，也恰恰是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我们要处理的，不仅是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更需要谨慎处理的，是挫折。这些挫折，有些来自外部，有些则根植于它自身。
在这一意义上，反学科的驱动，恰恰是为了学科更好地发展。文学研究，在其根本的意义上，仍是怎样面对文学文本，史料文献的征集，说到底，也是为了更好地打开文本，而不是本末倒置。因此，当我们强调学科向外部开放，向问题性学术开放，实际上，也正是努力让文本处于一种永远开放的状态，而文本的开放，才可能引申出无数值得讨论的话题。坦率说，由于大学的出现，经典的含义已经不再仅仅是“百读不厌”，更有可能的，或许是“百说不厌”了。解读的重要性，在今天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
当我们引入问题性学术的视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如何更深刻地解读文本，不仅解读它写出来的，还要解读它没有说出来的，但隐藏在文本深处的部分。比如说，当我们思考这个时代，也即我们生活着的“当代”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想，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呢？也许，就是所谓的阶层流动了，严格来说，这个流动，指的是向上的阶层流动，而不是相反。这一流动，激发出野心和欲望，也引发焦虑和沮丧。延着这样的问题思路，当我们重新回到20世纪80年代，有些问题就可以重新讨论。比如，四十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把80年代和“五四”相提并论。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呢？“五四”推动的中国知识阶层的向下走，为什么并没有在80年代重新出现，相反，所谓个人，所谓个体优先，实际上却在悄悄地阶层化。一些阶层通过“个人”这个概念，表达强烈的利益诉求，而另一些阶层的声音，却在文本中消失。个中缘由，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这并不是说，文学导致了社会的实际发展，文学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但是，文学参与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乃至观念形态，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往往在于，我们对许多事情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何谓文学本身》，蔡翔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4
因此，问题性学术的引进，打破的，可能是我们的思维惯性，乃至学术惰性，所要重新建构的，是新的学术范式。
但是，这一问题，不应该是简单的移植，所有的具体的问题，都隐藏在文本之中，是在文本内部生长出来的。文学的特性，就在于它以一种感性的范式呈现真理，这就使它的形态斑斓驳杂。我们的态度只能是实事求是，而不是观念先行，人云亦云。这四十年，学界已经形成诸多新的学术常识，而这些新常识，很多是我们亲身参与建构的。质疑并打破这些新常识，可能是我们今后重要的工作之一。理论引导我们进入文本，但文本呈现的问题，却可能挑战我们既有的理论，只有实事求是地应对这一挑战，才可能创造一种新的理论。如此循环，反复不已。
而我们的方法论，也只有在这种问题性学术的关照中，才可能不断地被破坏，又不断地被重新建构。这样才可能使我们的学科永远朝气蓬勃。比如说，当我们已经习惯于从社会史的角度去讨论文本，那么如果我们进入80年代，这一方法是否依然可行？因为恰恰是这一时代的文学开始呈现挑战社会史的姿态，隐藏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呈现出来的问题又是什么，意义究竟在哪里，我们支持或者反对的又是什么？在这样一种问题的缠绕和纠葛中，才可能调整或重新创造我们的研究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挑战和反对的，永远都是我们自己。
《材料与注释》
洪子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9
《问题与方法》
洪子诚 著
三联书店出版社2018-1
我们应该打开两扇门，一扇门通向学科内部，学科性问题永远都是重要的；而另一扇门，通向学科外部的世界，我们要把那一束光，引进我们的学科。因此，学科化和反学科，并不矛盾，所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它统一在我们对真理的追寻之中。在这方面，洪子诚老师起到了典范作用。
对我们来说，学术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志业。尤其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所谓学术，不过是追寻真理的一种方式而已。我们的写作服膺于一个更高的目的，那就是对真理的追寻。我们永远都在追寻真理的路上，一生跋涉不已。
本文原刊于《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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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小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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